队长在“三下乡”群里发了通知,说要去郎溪梅渚乡镇做助农直播。彼时我正趴在图书馆里画机械原理的课程设计图纸。七月的宣城,空气凝滞不动,热得像一口倒扣的蒸笼。我胡乱往行李箱里塞进防晒霜、晕车药和遮阳帽,心底却有什么东西慢慢飘远了,像被这暑气蒸得脱了壳。
我有两个根,一个在苏南水乡,一个在皖北市区。
外婆家在苏南的一个临河小村。小时候为了重修祖籍,父母带我回去住过一个暑假,没有空调,想上厕所只能去巷子尽头的公厕,夜里去一趟,蚊子成群结队地扑上来,回来时胳膊小腿全是红包,痒得人恨不得把皮搓掉。
另一个根在皖北一座城的中心地段。举家搬过去之后,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把自己摘"干净"。手指甲缝里再也没有了泥,口音也从苏南吴语的软糯,换成了淮海官话的硬朗,同学们聊的商场、补习班、假期旅行,我慢慢也能接上话了。我以为那就算是“拔”出来了——根这种东西,拔掉就是了,没什么大不了。
大巴混着烟味、皮革味和汗味,晃晃悠悠颠了接近四个小时,“吱呀”一声停在梅渚镇的公交站台。我像在船上颠了太久的水手,颤巍巍踩上坚硬的水泥地,还没来得及站稳,一股沤肥与牲畜排泄物混合的气味猛地冲进鼻腔,呛得我冲到路边弯腰干呕。好不容易缓过劲,抬眼看去,眼前是一条弯弯曲曲通向农场的土路,前几天的雨把它泡得松软泥泞。我跟着队伍深一脚浅一脚地走,裤脚溅满泥点,鞋底糊上厚厚的泥浆。低头瞥了一眼,心里那点不情愿又冒上来——皖北的路不会这样,皖北的路铺得笔直干净,雨天也不会积水。
洋哥站在田埂那头等我们。他比我大不了几岁,皮肤黑得发亮,穿着洗得发白的旧T恤和沾着泥巴的高筒雨靴。他冲我们点点头,话不多,转身领我们往农场办公室走。路过田边,他顺手扶起一株被风刮歪的秧苗。
"你每天都这样蹲下去扶吗?"我忍不住问。
"看见就扶一下,"他弯腰又扶了一株,"不扶也能长,就是长得不好。"
我在心里嘀咕:差那一株能差多少。
那几天,我每天都跟着他巡田。他走得不快,但每一步都踩在田埂最硬实的地方,不像我,深一脚浅一脚。洋哥一边走一边教我认品种:"这块是4901,下个月头季就能收;那边是香米,你闻闻叶子,和普通稻不一样。"我凑过去闻,除了泥土味什么也没分辨出来。他笑了一声:"你待久了就闻得出。"我心想,我待不了那么久。
最难熬的是气温。七月的皖南稻田,像一口倒扣的铁锅,热浪贴着地面一层层扑过来。我蹲在田埂上热得喘不上气,洋哥拿来两瓶水,递给我一瓶,我拧开灌了大半瓶,他却只抿了一小口就拧紧盖子,嘴唇上干得起白皮。
"你不热吗?"
"热啊,哪能不热。"
"那你为什么回来?"我问完就有点后悔,这个问题太冒昧。
他倒不在意,想了想,说:"农村缺年轻人,我妈一个人忙不过来。"
就这么简单。没有什么宏大的理想,就是"我妈一个人忙不过来"。我准备好的那些漂亮话忽然堵在嘴边,一句都说不出来。
开播前那天晚上,我在办公室里背脚本。洋哥蹲在墙角擦无人机机翼上的泥,他用一块旧布一点一点地擦。我问这飞机一天飞多久,他说三四百亩地。我说累不累,他想了想说不累,比人工打药轻松多了。
"以前我妈一个人一天打十亩地,热天穿着长袖长裤,人热得虚脱。现在机器干,我们只操个心。"
他的语气很平。但我忽然想起自己在太阳下蹲了半小时就面红耳赤,气喘吁吁的样子,心里那个"差那一株能差多少"的声音,忽然消失的无影无踪。
第二天的直播是我做的。镜头打开的时候我紧张得忘了词,手里握着那把早晨割下来的稻穗,手心全是汗。硬着头皮顺着脚本往下讲,讲到"再生稻第二季不用打药"的时候,我眼前忽然浮现洋哥蹲在田里拔草的样子——他的手指戳进泥里,把草连根拎起来,土渣顺着指缝簌簌往下掉。阳光下那双手粗糙得像老树皮,指甲缝嵌着洗不掉的土黄色,指节上横七竖八的细碎伤疤,不知是被稻叶划的,还是被草刃割的。我对着镜头说“请大家支持咱们农民”时,嗓子蓦地发干。那个瞬间我忽然想起外婆的手。她手上的茧子也是这样,一层叠一层,指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泥。那时候我嫌她手上有泥不肯让她牵,她只笑着把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,再小心翼翼地伸过来。
那天晚上,我躺在乡镇宾馆的床上,头顶的烟雾报警器泛着红光,一闪一闪的,窗外虫鸣声此起彼伏。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,不是因为热。白天在田里被稻叶割了好几个小口子,手背上一道道细细的红痕,痒痒的,跟蚊子咬的有点像,随着烟雾报警器的红光在我的脑海里忽明忽暗。小时候晚上躺在竹席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时,外婆就搬个小凳子坐在床边,摇着那把她自己做的蒲扇给我赶蚊虫。扇子带起的风软软地扫过胳膊和小腿,一下,一下,像机器一样不知疲倦。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她已经下地了,蒲扇搁在枕头边上,扇柄磨得发亮。她手臂上常有几个明晃晃的蚊子叮的包,她自己从来不挠,那时她跟我说老年人感觉不到痒,小小的我真的信了,以为外婆跟神兵一样百毒不侵。
我忽然特别想再感受一下外婆那把旧蒲扇摇出来的风。软软的,凉凉的,一下,一下。她摇了一整夜的手臂,被蚊子叮到肿胀的面目全非也不肯停下来。那时候不懂,觉得理所当然。后来离开了,忘了。再后来,干脆不承认自己还有过那样一个夏天。
但根这种东西,大概不是你想拔就能拔掉的。它埋在地下,你看不见,但它一直在。你以为自己洗干净了,可一到雨天,泥味就从地底下翻上来,钻进鼻子里,堵都堵不住。
临走那天,我站在田埂边上,看洋哥走在田里。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,他弯腰又扶了一株秧苗,直起身继续往前走。我忽然想起外婆说过的一句话:“土不脏,土养人。”她笑起来,眼角的细纹像扇动的翅膀,扑扇着,飞远了。神兵一样的外婆回到了养育她几十年的土里,那把蒲扇也不知道去了哪里。皖北的路我走了十几年,手上再也没有沾过泥。我以为自己已经是个彻彻底底的城市人了。
但此刻站在这片泥泞的田埂上,鞋上糊满干掉的泥巴,我忽然觉得——那根从来没断过。它只是睡了很久,被一场雨、一片稻田、一株被扶起来的秧苗,轻轻唤醒了。
车子发动的时候,我从车窗往外看,洋哥和他弟弟还站在田埂上,越来越远,越来越小,最后和那片千亩稻田融在一起。
大巴拐出镇子,我低头看着自己那双白色运动鞋。来的时候我嫌弃这泥路弄脏了鞋,现在泥巴干了,结在鞋面上,怎么也抠不掉。我忽然不想抠了。
我有两个根。一个在皖北市区,铺得平整干净,我走了十几年。一个在苏南农村,藏在夏夜那把蒲扇的风里,藏在外婆粗粝的掌纹间。我曾经以为只能留一个。现在我知道,两个都在。一个在脚下,一个在土里。它们从未分开,只是我终于听见了它们一起跳动的声音。
